“母亲河”畔重教情

有“母亲河”之称的黄河下游，在豫鲁交界168公里河段的东北侧，有一座年轻而古老的城市——濮阳。

濮阳，古名帝丘，史称“颛顼遗都”。这里有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造字圣人”仓颉的“造书台”，仰韶墓葬中的“中华第一龙”，孔子游说讲学的足迹，晋楚“城濮之战”、宋辽“澶渊之盟”的古战场……这个曾经孕育千古文化的地方，而今人们又以淳朴的人文风尚，浓墨重彩地描绘着重教兴学的现代文明。

正当濮阳市“普九”工作转入全面攻坚阶段时，我们踏上了这片拥有4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一路上，令人刮目相看的是矗立在黄河故道滩区的一所所崭新的中小学校，闻所未闻的是涌现在“普九”攻坚中的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成立于1983年9月的濮阳市，辖五县一区，清丰县、南乐县、市区位于黄河故道，濮阳县、范县、台前县地处黄河滩区，是河南省有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定的地理环境，造成这里经济贫困，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历史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和实施，到本世纪末实现“两基”的神圣任务摆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据匡算，濮阳市实现“普九”，需要投资5亿多元，对这个每年要吃国家财政2350多万元补贴的贫困市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濮阳人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特别是国家将河南“普九”规划提前了2年，使濮阳面临的“普九”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不拖全省‘普九’的后腿，不让时代的列车在我们这里晚点！”明智的濮阳市党政决策者接受了这个严峻的挑战。

于是，一个清晰而富有创造性的“‘两基’决策效应”出台了。在“两基”工作的部署上，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两基’并重，扫盲先行”的构思，要求1997年底全市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在“普九”工作中，根据各地经济实力，提出不同的要求。

正确的决策果然创取了神奇的决策效应。1995年至1997年，濮阳市把实现“两基”目标的主战场放到扫盲上，各级党委和政府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开展扫盲工作，仅用2年时间，5县1区先后通过省政府高标准扫盲评估验收，全市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并未给濮阳市的决策者们带来轻松，他们自我加压，负重奋进，把教育工作的重点又瞄向了“普九”。

随着濮阳建设的迅猛发展，城区人口骤然增加，现有的中小学校已不能满足需要，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小学生不能入学，有的学生在木板房上课。市委书记张世军、市长黄廷远、市委副书记张云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国祥、副市长周春艳等党政领导带领计划、财政、城建、教育等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市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大家钻进木板房，看到汗流浃背的小学生，不由得面色苦涩。

“‘普九’不能灯下黑，市直必须走在市区的前面，市区必须走在全市的前列！”张世军、黄廷远两位“当家人”下定决心。

市委、市政府一直把城市发展的目光首先投向教育。1995年，他们把房地产、旅游业争相开发的一块“风水宝地”割出来，新建一所子路小学，使千余名学生就近入学。1996年，在市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又切出1000万元，新建二师附小、增建市实验小学教学楼、扩建二实小教学楼，使2600多名学生告别木板房。同时，大刀阔斧地调整城区中学布局，扩大市高级中学招生规模，变市一中、市实验中学由完全中学为初级中学，保证了城区小学毕业生全部免试升入初中。

市领导率先垂范，区领导身先士卒。原市区区委书记宋国卿在市区“普九”动员大会上慷慨陈词：“‘普九’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党委政府责无旁贷，各个部门义不容辞，方方面面负责人，不负责任就换人！”

市区率先“普九”的举动，震撼了清丰县。1997年1月10日，豫北大地，寒风凛冽，清丰县有史以来的大规模的“普九”攻坚动员大会在县人民影院举行。主席台上“四大”班子领导全部出席，会场内书写的“局委领导席”、“乡镇书记席”、“乡镇长席”及18个乡镇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中小学校长的座位标牌“一”字排开，出席会议的千余人全是“老大”。

“今天的中小学生，将是明天建设祖国的栋梁。谁把孩子关在‘普九’的大门之外，谁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县委书记张学义、县长王太成的一番话，讲得与会者心里热乎乎的。会后，各级“老大”以新的思维方式认识重教兴学的深远意义，感受到了“普九”的历史责任，激发出空前的办学热情。认识到位，投入到位，政策到位，政府行为到位已不再是县、乡党政领导说在嘴上、写在纸上的许诺，而是成为财政拨、群众集、社会捐、银行贷、建筑队垫的全民筹资兴教的实际行动。经过一年冲刺，清丰县累计投资近亿元，圆满完成各项“普九”指标。在全国第四批实现“两基”县的名单中，赫然出现了清丰县的名字。

黄河，曾经给沿黄儿女送去母亲般的温暖，也曾给沿黄人民带来沉重灾难。1996年8月上旬，濮阳县、范县、台前县遭受特大洪峰袭击，大片良田淹没，222所中小学校舍冲坏，经济损失惨重，给“普九”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扶贫要扶教育，救灾要救孩子。”沿黄三县的党政领导迅速作出决策：灾情大，“普九”的步子不能停；困难多，“普九”的标准不能降；任务重，“普九”的时间不能拖。

范县辛庄乡筹集到一笔资金，原计划兴建办公楼，更换小汽车。不料“96．8”一场洪水，冲垮了初中校园。乡党委、乡政府毅然决定，建校舍不修“官衙”，为学子不换“坐骑”，投资300万元，建起一所设施齐全的标准化初中。

台前县孙口乡是解决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渡黄河的纪念地。为了筹措“普九”资金，乡党委、乡政府发出《告全乡人民书》。饱尝水患之苦的老区人民，尽管自己的小家被洪水冲毁，但他们还是为修建校舍慷慨解囊，像当年支前那样支援教育。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没有冲垮滩区教育，反而写下了大灾之年教育大发展的新篇章——

灾后的一年，沿黄三县投入“普九”资金7302万元！

灾后的一年，沿黄三县树起109栋教学楼！

灾后的一年，沿黄三县有10个乡镇实现“普九”！

1994年4月，时任市委副秘书长的景献银，重返为之奋斗8年又阔别25载的教育战线，挑起了市教委主任、党委书记的重担。为了摸清教育现状，他一上任，便一头扎向基层，和几位副主任分兵几路，用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市所有的乡、镇，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调查归来，他又熬了几个夜晚，以崭新的工作思路，向市委、市政府递交了一份“‘两基’并重，扫盲先行，奋战五年，实现‘普九’的呈请报告，为市委、市政府制定“两基”决策提供了依据。

“选择了教育就是选择了奉献！”这是景献银对他这个“教育官”的注解，也是他给“教育官”们立下的“规矩”。4年来，他像一部不知疲倦的马达，时常超负荷的运转，把一腔热血倾注到了“普九”上。他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无论炎热的夏日，还是寒冷的冬天，只要哪里召开“普九”动员大会，他都前往助阵，摇旗呐喊。记者在乡下采访，连一般老百姓都能说得清这所学校是景主任剪的彩，那所学校是景主任奠的基，齐声称赞他是濮阳的“教育功臣”。

市教委几位副主任也都分工包县，参战“普九”，每个人背后都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脚印。

领导身体力行，县（区）教委干部闻风而动，层层教育行政部门建立“普九”目标责任制，市教委干部和县区教委正副主任包乡镇、县（区）教委干部和乡镇教育组干部包学校，常年风里来，雨里去，为“普九”付出了心血。范县教委主任刘者孝作过阑尾炎手术，留下肠粘连后遗症，病疼折磨得他面黄饥瘦。在“普九”攻坚中，建设乡镇二中教学楼工程时刻挂在他的心头，今天在这个乡攻坚，明天为那个乡排难，时常早起晚归，奔波在建校工地。同志们赞扬他说：“老刘比太阳起得早，比月亮睡得迟，心里唯有‘普九’，没有自己。”

濮阳县是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县，人口占全市的近三分之一，该县“普九”事关大局。县教委主任翟伟血气方刚，不负众望。他立下军令状：失了街亭，当斩马谡；贻误“普九”，愿摘乌纱。为了“普九”，他整天奔走呼号，全县每一个乡镇，每一所学校，每一条道路，都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翟伟忘我的工作精神，给乡镇教育组的同志做出了样子。柳屯镇五中建教学楼，因资金短缺，迟迟不能开工。镇教育组长郭淑英踩破周边9个村庄上百名村干部、知名人士的家门，赢得了大家对“普九”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结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很快集资29万元。从奠基到竣工，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一座恢宏壮观的教学大楼拔地而起。

在濮阳的教育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件工作能够上上下下触动那么多人，也从来没有哪一项工程能够方方面面投入那么多钱。然而，维系千秋基业的“普九”工程，确实牵动了濮阳340万父老乡亲的心。从领导干部到黎民百姓，从耄耋老人到稚气幼童，从异乡客人到海外同胞，集资办学、捐资助学的事迹动人心弦，不胜枚举。

副市长周春艳，对教育一往深情。每次参加“普九”动员大会，她都要捐款。1996年，南乐县、濮阳县动员“普九”，她分别捐款1000元和500元；1997年，清丰县组织“普九”攻坚战，她又捐款500元。副市长林景顺听说南乐县家乡召开“普九”动员大会，火速赶到会场，当场捐资500元。市教委几位主任总是走在县（区）捐资队伍的前面，他们在市区、县累计捐款5000余元。

杨怀智、陈雪亮都是清丰县“一分钱掰成两瓣儿花”的农民企业家，他们致富不忘教育，分别从上新项目的资金中抠出25万元和24万元，各自为本村新建一所小学。

市区赵村老支书张再兴率领子孙三代，濮阳县柳屯镇退休老校长许相志带领两个儿子，各自捐资3500元和1500元，支援村、镇学校建设。

清丰县古城乡王素平、市区岳村乡陈爱梅，都是七旬老人，闻听村上建学校，都把自己平时掐草辫、买鸡蛋的钱送到学校里。

濮阳县柳屯镇李信学区的中小学生，听到镇政府筹资为他们建初中教育楼，纷纷掏出压岁钱、零花钱支援建校，光硬币就有几公斤。

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凡是脚踏过“母亲河”这片土地，吮吸过她那甘甜乳汁的有识之士，都没有忘记“母亲”的恩情。

贵州省原人大副主任李冀峰等5位外地离退休干部捐资4万元，为家乡南乐县千口乡吕村小学成立“教育基金会”。

同济大学教授仝诸文每年拿出500元，为祖籍台前县孙口乡奎斋村小学设立奖学金，连续10年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

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李瑞英、南京军区少将杨朝宽、北京亚运村普通工人任跃光，分别捐资3000元、2000元、1000元，寄往南乐、清丰家乡。

更让人感动的是，香港同胞吉玉兰女士。当她看到家乡教育落后的状况，决计给村里建一所小学。不料，去年她溘然长逝，她的亲人仍然遵照她的遗嘱，将30万元积蓄寄到柳屯村，建起了“玉兰希望小学”，圆了她生前的愿望。

何止一个吉玉兰！从首都北京，到省城郑州，许许多多的人们向濮阳黄河滩区失学的儿童伸出了援助之手。北京京华公司、河南省委机关、河南电力系统、河南省农行系统、郑州商品交易所等18个单位的干部、职工捐款370多万元，支援沿黄三县建起19所“希望小学”。

还有，不能一一列举名字的是，全市有463名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以普通党员、公民的身份，以父母般的爱心，参加“1＋1”助学行动，使一批又一批贫困学生完成了学业。

还有，不能一一列举名字的是，全市5县1区的“四大”班子成员和81个乡、镇、办事处机关的干部、职工，都为“普九”捐资。

还有，不能一一列举名字的是，全市各级计划、财政、城建、土地、金融、税务、人事、劳动、公安、工商、文化、新闻等部门的领导和同志，都把“普九”作为自己的份内事，从财力上支援，在工作上支持，密切配合，大开绿灯，为“普九”营造了良好社会环境，奠定了物质基础。

无须如数家珍的诉说，无须清词丽句的描绘。正是这些濮阳儿女的汩汩心血，正是这些志士仁人的缕缕情丝，才构筑起“普九”工程的广厦千万间，凝结出一组辉煌的数字——

1995年至1997年，全市“普九”投资达3．95亿元，其中各级财政投入2．12亿元，社会群众集资1．77亿元。新建中小学校160所，新建、改建校舍24602间，建筑面积达59万多平方米。全市已有2个县（区）、57个乡镇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